《故鄉》

魯迅的《故鄉》創作于1921年，最初發表于《新青年》雜志第九卷第一號，后來收入小說集《吶喊》。

說實話，魯迅的這篇文章我們很熟悉，但學生時代根本看不懂魯迅，沒有社會的磨練，能有記得讀得懂魯迅呢？

文章一開始，魯迅就講述“我”要回鄉了。在外謀生多年的“我”，終于踏上了歸鄉之途，內心自然有掩飾不住的期待。

(資料圖)

期待什么呢？期待的故鄉人和景。那是熟悉的景色，那是淳樸、純真的景色，尤其是那時的人。兒童的我們似乎充滿了天真無邪，尤其是少年閏土給我印象深刻。

“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生活在高墻之中的“我”在閏土的帶領下，知道了下雪可以捕鳥，海邊有五色的貝殼，西瓜有危險的經歷。雖然身體仍生活在禁錮之中，可禁錮心靈的墻已被閏土拆掉，心靈也飛向廣闊的世界翱翔。

自由，心往自由，自由的天空是多么的無憂無慮。少年這段親密無間的友情和自由自在對于多年來辛苦輾轉的孤獨游子——“我”來說無疑是精神上的慰藉，時時給人以溫馨的感覺。可是當“我”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后，故鄉之變卻讓“我”措手不及。故鄉和老屋都變了。

“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絲活氣”，眼前的故鄉只讓“我”感覺到“悲涼”。老屋也不再是“我”的了。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賣給了別姓，“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

而多年未見的閏土更是樣貌變化極大，“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周圍都腫得通紅”，“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他頭頂著破氈帽，身上只有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

當然，給“我”更大震撼的不是閏土樣貌的變化，而是精神的變化。再次見到“我”的閏土“臉上現出歡喜和凄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于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到‘老爺！’”

他不僅自己叫“我”老爺，還讓水生給“我”磕頭，一瞬間，我們之間有了一層厚厚的障壁，“我”竟然不知道說什么。

不僅是閏土，就連斜對門的楊二嫂也變化很大。小時候擦著白粉，終日坐著，人們都叫她“豆腐西施”，但現在卻是凸顴骨，薄嘴唇，兩手搭在髀間，張著兩腳，像一個圓規。不僅輕易對我下著“闊了”“愈有錢，愈是一毫不肯放松”的定論，還一邊說，一邊往外走，還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里出去了。

三言兩語，那種貪小便宜，言語中帶有幾分吹捧，但又有幾分諷刺挖苦的意味。對于曾經的熟人，如今發達了，他們雖然有些不屑一顧，但還是充滿羨慕，羨慕之余就是嫉妒，恨自己沒本事、沒發財，還守著一畝三分地。

在一個極不寬容的社會中，每個人的評價圖表的調節空間會大大減少，在這樣的社會中，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便更傾向于引發人們的嫉妒，甚至是帶有敵意的嫉妒。

面對這些變化，“我”有些無所適從，多年以來，對“我”來說，故鄉早已在回憶中成為了精神性的存在。作為一個在外漂泊的人，在外遇到種種磨難，無論多么失望，一想起故鄉便有了幾分安慰。如果說，初入故鄉看到的那些景象讓“我”感到回憶和現實的不同之處，那么故鄉里出現的人，閏土的辛酸麻木和楊二嫂的尖酸刻薄便讓“我”真正從回憶中走了出來，尤其是閏土。

如今的閏土已經被生活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內心不平，卻又無力反抗，更不知道該如何擺脫現狀。他要了魯家的“香爐和燭臺”，可能是想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神靈身上。希望神靈能幫助他擺脫現實的窮困和痛苦，希望能交上好運，改變這苦難的現狀。

那么，是什么把這個活潑伶俐、勇敢能干的少年變成為一個愁苦不堪、遲鈍麻木、卑微的人被？“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造成的，是那個黑暗的社會。

在專制暴政、奴役下，民眾的愚昧和麻木不仁

魯迅所處的時代，社會黑暗，戰亂連綿，軍閥割據，壓在人民頭上的暴力其無恥已達到驚人的程度，統治階級橫行霸道，肆無忌憚，使整個國家變成一座黑暗的刑場。那個社會從上到下的官吏，都無恥地剝奪和折磨千百萬人民，愚弄他們。

革命雖然推翻了腐朽落后的清王朝，但社會現狀和民眾的精神現狀根本沒有一絲的改變。廣大的民眾依然生活在貧困、愚昧之中，安于現狀，逆來順受，甘愿做奴隸。

他們在政治上遭受壓迫、欺凌，沒有安全感。經濟上備受剝削、敲榨，過著饑寒交迫的日子。精神上被奴役、虐殺和愚弄，變得麻木、愚昧、冷漠。社會充滿了等級、不平等、不公、剝削、壓迫和奴役。

而導致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專制暴政社會沒有絲毫的變化，即便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皇權專制的體制依然存在。雖然自由、平等、科學、法治的思想已經傳入，但人們其實沒什么理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和法治，也不懂得如何構建一個法治和自由的社會。

他們革命只不過是被奴役太久了，迫于無奈。他們只是期待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出現，來結束這個亂世，來結束這腐朽不堪，過安穩“坐穩了奴隸”的生活罷了。

他們根本沒有想好怎么從真正的底層邏輯來進行一場范式改變，所以革命之后，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權力高度集中于統治階層手中，社會變得日益專制、等級森嚴。

高高在上的“王”和圍繞周圍大小官吏們統治著龐大的社會，他們對內進行全面和嚴格的控制，權力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經濟上進行殘酷的剝削，政治上利用國家機器進行壓迫，在思想上加強意識形態控制，欺騙麻痹，要民眾安分守己、服服帖帖地忍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人的精神狀態只能是“臣誠惶誠恐”，逆來順受、順從、服從。

這是長期專制社會養成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也是底層老百姓的一種適應社會的方式，一種生存方式。

魯迅早就看清了這個社會，于是通過吶喊來呼吁，甚至他已經認識到吶喊的前提就是民眾思想的覺醒。可惜的是，魯迅終其一生也沒有看到他想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