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6月24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結束首次出訪，回到北京。在德法訪問期間，面對歐美社會宣揚的“去風險化”，李強總理指出，應該把防風險的主導權還給企業；防風險和合作不是對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國愿與國際社會一道，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各種形式的“脫鉤斷鏈”。與此同時，近期德法國內也出現若干動向，德國發布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擔任北約史上最大規模空演總指揮；法國總統馬克龍則一邊表示想參加金磚峰會，一邊指責北約秘書長人選；德法軸心之間的裂縫似乎在加深？德國、乃至歐盟在對中國的三重定位中明確提到“制度性對手”，并高呼對華“去風險化”，但是否意識到“去風險”本身就是巨大風險？既是伙伴又是對手的關系，將如何影響中國對歐政策？對歐工作又有哪些抓手？對此，觀察者網采訪了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
觀察者網：為什么德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出臺拖延如此長時間？德國社民黨議員阿爾特稱，由于德國沒有戰略文化傳統，過去70年一直將戰略問題丟給北約，如今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變革，需要一定時間。怎么看德國打破這個傳統，處于“時代轉折”中的德國，將轉向哪個方向？您對這份戰略整體印象如何，有沒有特別值得觀察的地方？
伍慧萍：德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出臺的確拖了較長時間，德國新政府是2021年12月正式上臺，當時的聯合執政協議中就已經提出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標，2022年3月18日正式啟動，原本預計耗時一年左右，準備在今年2月的慕安會期間出臺，但后來一直往后拖，直到6月14日德國內閣才正式公布，而且在這之前媒體也沒有披露文本內容。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聯邦政府內部各部委之間對相關問題及文本細節存在較大分歧，二是聯邦和各州層面也因為分權問題有比較多的異議，比如關于災難防治、網絡攻擊等方面的管轄權，聯邦政府希望擴權，但各州對此存疑。尤其在一些爭議性較大的問題上，各部門之間的矛盾比較多，最明顯的例子是，最終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里面沒有提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目前德國聯邦政府設有聯邦安全委員會，原本希望效仿美國模式，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總理府負責協調、制定國家安全政策；但因為外交部由綠黨主導，如果由總理府協調就意味著在重要外交問題上的權力被削弱，所以外交部反對設立。
德國國家安全戰略打破了過去的傳統，之前安全政策都是由國防部牽頭制定，但首部國家安全戰略恰恰是外交部牽頭，經跨部委協調，幾乎所有部門、甚至連教研部都牽扯其中，結果就是跨部門的分歧明顯。而且，德國原本計劃在國家安全戰略的框架下再制定一個新的中國戰略，但現在看來中國戰略什么時候能出臺更不確定，各方在關鍵內容的表述上分歧更多。
從歷史縱向來看，二戰以后德國長期在軍事上奉行所謂的克制文化，因為國家安全戰略首要涉及傳統意義上的安全，所以對德國而言，出臺首部國家安全戰略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打破了此前的束縛。
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負面歷史經歷，戰后德國很少談宏大戰略，選擇將北約作為軍事保護傘，自身更注重發展文明國家這類非軍事的民事實力，更多地強調政治價值觀、規范性權力，聚焦于發展經濟實力，建設福利國家，而在安全戰略方面向來不會主動談及。
但我個人認為，最晚是從兩德統一之后，德國的戰略文化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為德國的自我認知有了非常大的轉變。一般來講，大國都會出臺國家安全戰略，闡述其如何認知國際局勢、周邊環境，如何評估全局性的挑戰，如何界定自身的角色。兩德統一后，德國認為自己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在這方面開始有所思考。
如今，德國進一步打破過去的傳統，主要是兩方面的內外驅動力，一個是前面提到的國家轉型，統一之后整體實力上升，伴隨著國家崛起，自然而然有了內生驅動力，開始需要更周全地考慮一些時代問題，對國際環境、自身定位，至少要有戰略上的表述。
二是，外部驅動力也很重要，因為德國聯合政府在2021年底上臺后就明確表示要制定國家安全戰略，但選在去年3月18日啟動，關鍵因素就是俄烏沖突；戰爭爆發后，總理朔爾茨提出“時代轉折”這一論斷，意味著德國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等都正在經歷相應的轉折。所以，俄烏沖突一定程度上是重大的外部刺激。
內外兩方面因素促使德國克服了內部各種分歧，最終出臺這樣一份戰略。
德國出臺首份國家安全戰略 圖自路透社
觀察者網：不過矛盾的是，俄烏戰爭爆發后，德國乃至整個歐盟恰恰與北約之間變得更協調一致，在外界看來這似乎與德國推出國家安全戰略的目的有所相悖，怎么理解德國人的這套邏輯？他們觀念中的獨立與協調一致（無論是北約還是歐盟）究竟是什么意思？另一層面是，因為北約最早成立的目的之一是有監督戰后德國的意圖，所以與戰敗國的約束有關嗎？
伍慧萍：北約首任秘書長曾經說過，成立北約的目的就是擋住俄國人、留住美國人、壓制德國人。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目標也在發生變化。
我覺得，如果當下還是使用二戰后對戰敗國德國的約束這樣一種認知，其實是過時的。兩德統一三十多年，德國早已走出戰后初期的生存狀態。隨著國家整體實力的提高，它不僅是經濟強國，也希望在政治上逐漸發揮更大作用，在歐盟、在全球發揮領導力。德國的自我認知中，已經自視為一個正常國家。所以，出臺一部國家安全戰略，也是展現這方面的雄心。
事實上，我原本預期它可能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更多談論德國的領導作用。因為之前官方的各種表態中，越來越多地提出德國要承擔領導作用，甚至包括軍事領域；但從實際出臺的文件來看，相關表述還是比較謹慎的，沒有提及領導力，提的是更多的責任。
至于是否會影響德國跟北約之間的關系，出于戰后歷史經驗的緣故，德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反復強調德國外交的兩個支柱，一是歐洲一體化，這一點延續兩德統一之前的傳統，始終將德國的發展壯大放在歐洲一體化框架之下，跟歐盟的外交與安全戰略相符，只有這樣才可以打消其他國家對德國崛起的顧慮。
二是跨大西洋關系，強調北約框架下的美歐合作。這兩大支柱貫穿于國家安全戰略。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德國戰后的歷史經驗，對于德國而言，這一經驗是成功的，德國也由此形成路徑依賴。
二戰之后，原本北約的針對對象就是打壓德國，但實際上到了1955年，德國在北約的框架下實現重新武裝，再后來德國主動在軍事安全領域選擇將北約的核保護傘作為本國的安全保障。
1955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加入北約。
可能我們國內會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樣做相當于喪失了獨立的軍事主權、談何獨立國家，但他們的理念確實跟我們不太一樣，而且在客觀實踐中，由于北約的存在，德國完全不用擔心在軍事領域的安全問題，可以利用更多的資源去推動自己的福利國家建設，發展軟實力影響等等。這是德國的一套政治邏輯。
當下俄烏沖突確實對德國產生了現實刺激，不過在如何應對和發展歐洲防務方面，德國跟法國還不太一樣，雖然德國人也提歐洲獨立防務，強調應當建立歐洲的防務體系，但它的前提是在北約框架下。比如，剛剛在德國本土舉行的北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空中演習“空中衛士2023”（Air Defender 2023），德國就擔任整個演習行動的總指揮。
可見，德國正在尋求北約內部的領導力，在北約的一些任務中承擔領導作用；它希望自己在軍事方面產生一定影響力，但是在歐洲、北約的框架下。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空中衛士2023”演習現場 圖自北約官方網站
觀察者網：不過提到這一點，正好也令人想起另一個對照物——位于東亞的日本，同樣是二戰戰敗國，在戰后國際政治中與德國有著不同的路徑選擇，擁有的國際地位也大相徑庭，但最近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動作非常積極，引起了周邊地區的警惕，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是否可以對這兩個戰后國家的當下現實做一些對照？
伍慧萍：從國家地位而言，德國和日本還是存在較大差別。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在軍事方面的投入越來越多，默克爾任期內還跟特朗普政府爭執2%軍費開支的問題，但這次國家安全戰略中已明確這一承諾，具體是從明年開始，按跨年的平均數來計算達到軍備開支2%的標準。而且俄烏沖突后，德國也提出1000億歐元的特別基金，努力發展軍事實力。在歐洲本土安全問題上，德國在北約框架下的表現越來越活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德國在軍事方面發揮作用，并沒有引發周邊鄰國太多的疑慮或者擔憂，更多的反應是期待德國發揮作用。這和日本還是有點區別。
德國周邊的國家，除了俄羅斯之外，大多是歐盟成員國，相互之間是盟友關系；而德國選擇了一條相對穩健的崛起道路，反復強調歐盟體制，在軍事上也維護北約框架。所以，一個強大的德國是否會成為歐洲的安全隱患，周邊國家對此并沒有太大顧慮，反倒有較大的期待。這一點和日本及東亞的環境還是有區別的。
觀察者網：其實，除了國家安全戰略之外，朔爾茨還提到未來會有一個詳實的對華戰略，在目前的各方博弈中，會在短期內出臺嗎？最近明鏡周刊對此有一個評論：“去風險化”是一個動聽的詞，但要上升為戰略，需要弄清中國的風險到底在哪里，什么樣的反制措施更合適；從國家安全戰略的涉華內容到可能出臺的對華戰略，您怎么評估德國的對華政策？另外，對于“去風險化”本身可能成為一種風險，德國內部是怎么評估這個問題的？
伍慧萍：其實前面談到對國家安全戰略的整體印象時，我還沒有非常明確的回答，我的印象就是整體內容比較平淡，更多是粗線條的框架性內容，它是一份原則性指南，而不是具體操作手冊。
這個戰略是各個部委、各方力量妥協下的產物，經過多輪修改，跨部委協調，所以表述比較謹慎、溫和，包括涉華問題也是如此，通篇沒有提到敏感問題。
戰略明確提出德國對中國的三重定位，其中第三重“制度性對手”早在2019年就開始提，但現在則是更加強化。
但這里要指出的是，德國并不是吸收了美國的說法，第三重的新定位最早就是德國人提出來的，是德國聯邦工業聯合會、也就是德國經濟界的說法，接著慢慢變成歐盟版本——2019年3月份被納入歐盟最新的對華戰略表述，所以確切說，是德國的對華認知影響了歐洲。在這次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則是具體變成“去風險化”概念。
所謂去風險化，德國人很早就在提，因為他們的認知是對中國的依賴性太強，必須降低依賴性，換一種表述就是去風險或降低風險。現在，這個概念成為德國和歐盟對華政策的基本指導性原則，甚至連G7也開始使用。
至于新的中國戰略到底什么時候出來，恐怕德國人也說不準時間，主要原因是各部委之間的分歧。事實上，早在去年，德國媒體就已經曝光基本文本，但至今仍遲遲不出，說明政府內部對于具體表述仍存矛盾。
當然，盡管都用“去風險化”概念，但德國的對華定位跟美國的對華定位還是不一樣，美國把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但德國乃至歐盟還是三重定位，并反復強調是去風險而不是脫鉤。
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對中國的認知非常矛盾，一方面看到了制度競爭，意識到了他們所認為的風險，畢竟雙方的政治互信還是比較有限；另一方面，從2016年開始中國就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目前也是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所以不可能脫鉤，只能選擇“去風險化”這一表述。
俄烏沖突客觀上又在背后“推了一把”。德國人、歐洲人發現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太強，導致現在很被動；當他們復盤比較俄依賴和對華依賴，發現對華依賴遠遠超過俄羅斯，是一種全面性的依賴，于是得出一個在我們看來不太正確的結論，即需要降低對華依賴，并將此作為指導性原則。
未來德國、歐洲會陸續出臺具體限制措施，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了，比如對中企的投資審查，再比如限制德商在華投資、收緊政府投資擔保，出臺供應鏈法等等，去風險化的工具還是不少。德國在去風險化的框架下發展多元化戰略，即不僅跟中國做生意，也要考慮跟其他國家拓展經貿合作關系。
德國漢堡港口與物流股份公司6月19日發布聲明，在完成最終投資審查程序后，該公司與中遠海運就漢堡港“福地”集裝箱碼頭簽署最終股權收購協議。當時正值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訪問德國。資料圖
觀察者網：其實在外界看來，道理都懂，但問題是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的成本、風險掌控，德國政府是怎么評估的？另外，他們反復提“經濟安全”，從經濟角度來看，很多時候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并不一定完全跟政府想要的方向一致。有德國智庫提出，德國應進一步弄清如何定義“經濟安全”，有必要廣泛考慮，但不應過度；對于企業行為應有所容忍，宏觀經濟和企業會有不同看法，等等。事實上，最近德國和歐洲經濟表現并不理想，這套原則性概念在其內部認可度會不會受到質疑？
伍慧萍：這一點其實已經沒什么太大后撤空間了，目前在德國及歐洲政界已經達成共識，即在經濟、貿易等領域保持對華接觸，不尋求脫鉤，但是政策制定者越來越認可存在國家安全風險及制度性對抗，國家安全意識日益增強。德國國家安全戰略強調整體國家安全觀，認為國家安全不僅涉及到傳統的軍事、國防等，也包括經濟、教育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這意味著，整體的政策環境發生了巨大轉折，經濟界也難逃影響；今后歐洲、德國在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中，國家安全因素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過去一年，中資入股漢堡港一波三折。最近德國政府批準對英特爾補貼100億歐元在德國東部建芯片廠，試想如果是中資并購德國芯片企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英特爾在德國投資是不存在國家安全風險的，這背后是中德之間仍舊缺乏信任基礎。
德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導向對企業界會產生深遠影響。李強總理訪問德國出席中德政府磋商，他在跟德國經濟界會談時提出，防風險是必要的，但防風險與合作并不沖突，而且應該把防風險的主導權還給企業。李強總理的這段發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引導德國的民間和企業，能夠客觀看待風險問題及單向依賴性高的擔憂。
觀察者網：那么德國民間、企業界對這些呼吁的反響如何？其實我們看國內報道時，可以明顯感受到德國經濟界對中國市場、包括與中國政府的交往還是比較頻繁、甚至可以說友好的，尤其是跟其他歐美國家相比。未來中德之間會不會出現經濟領域比較熱、政治層面比較冷的狀況，抑或二軌外交活躍的情況？
伍慧萍：目前德國政府的政策引導很明顯，對企業界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
中國仍舊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且去年勢頭也還不錯，但今年第一季度，無論是德國從中國的進口還有對中國的出口都有所減少，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指揮棒在發揮作用。
在這種政策引導下，大企業由于長期深耕中國，資源比較多，更加熟悉中國市場，所以目前在華投資勢頭還比較好。之前有調查數據顯示，去年德國在華直接投資占整個歐盟在華直接投資的85%，說明德國大企業對在華投資仍持有較大信心。但中小企業就明顯比較謹慎，它們對中國市場環境不太熟悉，即便原本有投資意向，受到當下政策環境的影響，也可能放棄來華投資。
這種政冷經熱的趨勢會持續一段時間，經濟界希望推動、至少是維持中德之間的合作基礎，這里面需要我們做更細致的工作，不斷地闡釋相關政策，引導他們辯證客觀地看待依存度的問題。
整體而言，中德經貿合作是目前中德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穩定因素。我們希望通過政治高層的戰略溝通，政府磋商機制和戰略對話的進行，一定程度上提增強政治互信基礎。
在二軌外交方面，除了應當加強經濟界、高校、智庫的交流之外，還可以在德國地方政府層面多下功夫，這是當前環境下，我們應當重點去爭取的力量。
觀察者網：這里想到一個小插曲，就在德國國家安全戰略發布當天，發生一個小風波，中國光伏企業高管在入境德國時被帶走配合調查，盡管事后看起來更像插曲，但在國內還是引起不小波瀾。尤其在現在的地緣政治下，大家對此類事件會比較敏感謹慎，無論是企業人士還是學者研究人員等等，難免擔心會不會成為一個國家政黨政治或大國競爭的“犧牲品”？您怎么看這些擔憂？
伍慧萍：對于這起事件本身，實際內情并不很清楚，不好做判斷是否具有針對性，或者是否會牽涉更大范圍，也許只是個案。
但在當下的政策環境之下，涉及到敏感領域的活動會受到一定限制，即便是中德之間低政治領域也會受到影響，比如一些學者到德國訪學的簽證可能會比較困難；高校合作、技術合作，尤其在德方看來是軍民兩用的一些項目合作，會受到更加嚴格的審查；國防軍工就更不可能了。
當地時間6月19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柏林同德國工商界代表座談交流。新華社記者 丁林攝
觀察者網：李強總理首次出訪選擇德法兩國，其實比較這兩個目的地，今年初馬克龍訪華之后，中法關系和中德關系似乎存在一些落差。最近馬克龍又有了新表態，希望參加金磚峰會，對北約秘書長人選表示異議，您怎么看中法和中德的溫差，以及馬克龍最新的表態？如果爭議長期化，會在歐洲內部引起一些什么效應？
伍慧萍：法國和德國的外交傳統是有區別的，這一點過去采訪中也提過。法國更傾向大國外交傳統，有更清晰的全局觀，心態也更開放一些，突出自己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大國應該與各陣營發展友好關系，但它也強調跟美國緊密的盟友關系，包括馬克龍訪美期間也強調這一點，對此我們不應有誤判。只不過，法國對美國盟友的認可程度比德國要稍微弱一些，對北約的批評更多一些，更突出發展歐洲的獨立防務。
至于德國，我們看到在俄烏沖突后，在安全架構上更加倚重北約，自身也希望在北約內部強化歐洲支柱，陣營歸屬意識更強。
這是德法的分歧，但我們也不能過于放大這種分歧。比如說，現在國內可能認為法國在對華問題上更為友好，但其實也不能抱太大期待，在一些根本性原則性問題上，德法的基本表態還是歸屬西方陣營，只不過德國人可能更實在一些，有些問題會直截了當指出來。
德法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默契程度跟默克爾時期相比確實明顯下降，政策協調度和合作緊密度都有所影響，這會對歐洲事務的解決帶來問題。俄烏沖突持續至今，歐盟也很難主導歐洲的安全格局，必須依賴北約，德法之間的協調明顯不夠。
觀察者網：從中國的角度來講，是否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過去我們常常講歐洲團結，希望一個團結的歐洲在國際地緣政治中成為重要一極，中國也支持歐洲發揮更大作用；但現在的局勢是俄烏沖突、中美競爭等，歐洲整體更靠向美國、政策制定美國化，相比之下法國的對華態度似乎更和緩一些、對美國、北約的態度也略微強勢一些，這樣一來歐洲內部的分歧或分裂，是否有可能成為我們去做工作的地方，怎么看這種設想？引用英國政治劇里面的一句話，一個分裂的歐洲對我們更加有利。
伍慧萍：首先，我覺得歐洲政策“美國化”這一說法不太妥當。其實西方政治都是如此，政黨競爭決定了政策輸出過程必然存在不穩定因素，這不是美國獨有的特點，也不是歐洲政治受到美國影響，而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共性。在這種政治生態下，政策缺乏長期性和穩定性，可能會缺乏長期的戰略。
其次，歐美輿論一直指責中國對歐洲“分而治之”，但其實美國對歐洲也是如此，歐洲內部確實有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政策立場、不同的政黨力量、不同的政要，無論從現實利益還是自身理念來講，就是存在很多分歧，這是客觀事實。
這種分歧對我們來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這種情況不僅我們看到了，美國或其他國家也看到了。拉姆斯菲爾德提出“新歐洲老歐洲”，特朗普時期更注重拉攏中東歐國家，現在也是如此，美國強調波羅的海國家、波蘭等國的利益，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利用歐洲內部的分裂，滲透自己的影響力。
歐洲內部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聲音存在，可以為我們爭取更多的友華力量提供抓手。就像德國對華戰略因為內部分歧過大遲遲不能出臺，這個結果對我們來講也不是壞事。
當然，我們在思考中歐關系時，也不能忽略俄烏沖突帶來的不利影響；無論中方如何表態，歐洲始終將中俄綁定起來，這對我們處理一些事務時會有所掣肘。
中德中歐之間有分歧很正常，但中國在處理對歐關系時更多的強調共識，突出合作的一面，希望可以盡量爭取，這也會成為一種新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