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職兒女”成為互聯網新詞。“全職兒女”指的是“年輕人脫產寄居父母處生活，并通過付出一定的勞動換取經濟支持，同時保持學習，嘗試找到職業目標、考公、考研上岸。”在豆瓣上，“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小組已經匯聚了4160名“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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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采訪發現，除了90后、00后年輕人在邊做“全職兒女”邊找工作，也有70后、80后因為父母患病或對于人生的新思考選擇脫產回家陪護照顧，更有年輕人在“全職兒女”期間找到了有趣的兼職副業，月入過萬。在采訪中，我們既感受到了孩子對父母的關愛和孝順，也看到了新一代父母對孩子的包容和理解。在中國家庭支撐下的“全職兒女”，不怕按下“暫停”鍵。
他們選擇成為全職兒女
80后：重新思考人生意義
從“拼命三郎”到陪伴父母
“全職兒女”就是“啃老族”換了個“新馬甲”？出生于80后的彬彬不這么看。“這兩三年來，我特別感受到生命的無常，重新思考人生，并且付諸行動。”今年2月，彬彬辭去白領工作，離開了生活十幾年的一線城市，帶著孩子回到故鄉，開始新的生活。
“爸媽已經70歲了，如果按照原先的人生規劃，我可能會選擇退休之后多些時間陪伴他們，可是人生有太多不可預料的變化，還有十幾年我才能退休，那時候80多歲的父母還能如我所愿行動自如地讓我帶著出去旅游嗎？”經過計算，彬彬父母的退休金加起來有小1萬元，彬彬自己也有一些存款，加上開銷不大，也恰好是可以當起“全職兒女”的時候。
于是，彬彬便把自己和孩子的戶口遷回老家，安頓好孩子上幼兒園后，每天陪媽媽一起晨練、到市場買菜，或者和父母、親戚閑坐聊天，“大家會聊一下今天干了什么，今天的飯菜等等，這種感覺自從20多年前上大學離開家之后就幾乎沒有過了，我很慶幸自己做了這樣的選擇”。
記者采訪發現，對于不少70后、80后來說，成為“全職兒女”漸漸成了孩子們為父母養老的實際性選擇。做家務、陪聊天、跑腿取快遞、隨時協助他們解決使用電子設備的問題……以“陪伴父母”為業，成了他們新的生活方式。陳林是70后，由于爸爸去年因腦梗偏癱，陳林辭去了工作，以居家兼職的方式照顧父親。“如果是全職工作的話，其實還是有上下班時間，但是對待父母，沒有具體的上下班時間。他們睡覺了，我的‘工作’才算結束了。媽媽的腰不太舒服，家里的一些重體力家務活肯定是我干；爸爸每日的翻身、喂飯、守護就醫也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而彬彬的主要“工作”是提醒爸媽按時吃藥，幫父母策劃一些短途旅行等。談起自己的“工作”，她覺得非常有成就感：“爸媽的朋友也很羨慕他們有孩子的陪伴，他們的孩子有的工作忙，有的以自己的家庭為重，見面都很少。以前父母的朋友是羨慕誰家的孩子結婚了，現在是羨慕誰家有全職兒女，覺得有孩子陪著挺好的。”
作為上有“四老”的全職兒女，彬彬每天的生活很忙，因為公婆那邊也要關心照顧。幸而目前，彬彬的老公支持她的選擇，并且也在他和彬彬兩人的老家尋找合適的工作機會。“我們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現在兩邊的老人年紀都越來越大了，在外地上班就要離家，老人身邊沒有人總是不行的，要有個人抽出更多時間關心他們。所以，其實辭職回家來照顧老人是個既經濟、又實在的選擇，而且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過這樣的生活，我們自己也沒那么大的工作壓力！兒女能真心陪伴和付出，父母能享受到天倫之樂，當‘全職兒女’是幸福的雙向奔赴！”彬彬說。
90后：“全職兒女”不是躺平
一邊陪伴父母一邊找工作
2022年七月底，出生于1998年的欣欣從澳洲留學畢業回國，開始找工作。“如今找工作競爭很激烈，我是學設計的，好不容易收到幾個小公司的offer，都說需要夜里加班。我和爸媽商量了一下，覺得太傷身體了，就沒有去。如今，在家里做‘全職女兒’也快一年了。”欣欣對記者說，身邊也有幾個同學和自己情況類似。“我們這代人從小就沒吃過什么苦。爸媽對我各方面都比較無所謂，覺得他們這一代人努力了奮斗了，就希望我能稍微輕松一點。”
欣欣的說法并不夸張。記者采訪發現，對于不少處在待業狀態的90后來說，家庭當“經濟壓力”并不大，“全職兒女”期間，父母家人給的“工資”少則一兩千，多的達到8000塊。欣欣日常則是用媽媽的信用卡消費，爸爸每個月也會把工資分給欣欣3000塊。“平時就是爸媽去上班，我一個人在家，看一看找工作的事兒，或者看看小說、電視。晚上我會把飯提前做好，等他們回來吃。”欣欣說。
而出生于1995年的小佳已經做“全職兒女”兩年了，“爸媽都退休了，他們每個月給我8000塊，我陪著他們逛街、買菜、看病，也常常給他們做飯，全家人挺充實快樂的，并沒有太大的壓力。他們希望我能去高校，不管當老師還是做管理，只要不太忙就好，工資多少也無所謂。”小佳說。不過，欣欣和小佳并不安于看似輕松的“全職兒女”生活。“剛畢業不久，還是希望能早點結束‘全職兒女’的狀態，在社會里試試水，畢竟人還是需要自我價值感！希望今年可以多拿到幾個offer，把選擇權交到自己手中。”小佳說。
00后：在家的港灣“充電”
“暫停”是為了更好地出發
對于“初生牛犢不怕虎”的00后職場新人來說，“上班”的信仰也正在消解。或許90后容易擔心“停下就會被甩出賽道”，00后則是中國第一波踏上就業減速帶的年輕人，面對不確定性，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了為生活按下“暫停”鍵。
23歲的瑩瑩去年畢業，在佛山從事一段時間的媒體工作后，又去了一家一線城市的互聯網公司，然而常常加班的生活讓她覺得喘不過氣。“每次在我頻頻受挫、狀態極度不好的時候，爸媽成了我最后的港灣。他們提出讓我回家，每個月給我錢。我全職女兒的生活就是這樣開始的。”
瑩瑩說，爸媽擔心自己回家后完全沒有經濟收入會覺得無聊和焦慮，于是就提出，她回家可以做飯、做家務，父母則每個月給她4000塊。目前，瑩瑩已做“全職女兒”半年，在家除了每天做喜歡的事，如看書、寫作、繪畫，有時候還會幫父母去照顧年邁的爺爺奶奶。“爺爺奶奶看到我別提多高興了，一再告訴我不用因為找不到工作、待在家里而擔心。”
瑩瑩覺得，雖然自己目前“暫停”了工作，卻比以前要自信很多。“之前一直在外地上學，沒怎么好好在家待過，今年是我十年來最快樂，最美好、最幸福的一年。我可以好好想想自己適合做什么。”
在照顧家人日常的同時，瑩瑩也在積極準備考公務員，還報了個咖啡師培訓班。“我認為，全職兒女是社會進步的產物，會有越來越多想要停下來好好思考未來的年輕人，選擇這種暫停的方式。當然，暫停是為了更好的處罰，我也會努力。畢竟我才23歲，我還想思考自己想做什么，從而讓自己攢夠勇氣去做。我也有信心自己會過上幸福的生活。”瑩瑩說。
“數字游民”+“全職兒女”
給自己創造一個緩沖空間
2021年，小熊從一所211大學的社會學專業本科畢業，“當時想跨專業考金融的研究生結果落榜了，冷門專業又遇上市場寒冬，找工作屢屢碰壁。”最終，為了保留應屆畢業生身份，小熊在父母的支持下待業在家備考公務員和事業編，成為一名“全職兒女”。
今年，小熊25歲了。兩年來沒有上岸的挫敗感加上應屆生身份即將到期的焦慮，讓她逐漸陷入自我懷疑。為了擺脫內耗，她開始在學習之余做副業，在一個兼職類的APP上她發現了各種類型的靈活工作，“有兼職模特、游戲陪玩、學習vlog博主、上門喂貓等，最近，我還嘗試接單做直播，已經收獲了5萬多的粉絲呢！”現在小熊每月副業的收入大概3000元-5000元，多的時候能有1萬元，保證了自己的基礎生活，也攢下了小金庫，還帶爸媽去新疆旅游了一趟。
“以興趣愛好作為副業，豐富且愉悅生活，還創造了一個容納焦慮和緊張的緩沖空間。”小熊覺得，現在重新找到了節奏，既能專注于備考又能經濟獨立，做“全職兒女”的不安和迷茫都被副業治愈了。
專家觀點
“全職兒女”要建立社會網絡
如何看待“全職兒女”現象？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呂新雨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社會原因和合理性，我國自古就有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歷史，父母陪我們長大，我們陪父母變老。這樣的陪伴本身就意義重大。‘全職兒女’是物質生活水平達到一定階段的現象，這種生活方式建立在父母雙職工、高退休金的前提下，兒女在這種情況下也有能夠自洽的良好心態。”
呂新雨認為，“全職兒女”有時候是短期的選擇，也可以是深思熟慮后的決定。對于90后、00后們來說，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難可以暫時回“避風港”；對于70后、80后來說，他們在陪伴父母的過程中感受親情，也在這一過程中尋回自己、反觀生活，尋求生命的意義。
不過，她也同時指出一些需要留意的問題：首先是父母和孩子之間可能存在的“隱性軟暴力”：父母給孩子錢，有沒有控制孩子的成分，會不會有隱性的情感控制；其次，如果長期處在小家庭的代際關系里，對于年輕人來說，容易喪失和社會橫向的聯系，一定程度地喪失社會交往能力、渠道和社會資源，因此，家長要幫助“全職兒女”建立社會網絡，讓他們互相看見和交往；“全職兒女”們也要關注自己重返社會的能力。
看見背后的照護難題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涂炯認為，“在年輕人的成長或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如果家庭能成為他們暫時停留的一個港灣，在他們遇到困境的時候提供支持，其實對于年輕人的身心都是很好的事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為孩子提供這樣的港灣，需要父母雙方的經濟條件都比較好，而且對年輕人支持和包容，允許他們選擇喜歡的生活方式，這也是中國的家庭關系更具支撐性的表現。很多年輕人可能還無法獲得這樣的家庭支持，遇到困難必須硬扛。”
與此同時，涂炯認為，應該看到“全職兒女”現象背后反映出的社會問題：第一，老齡化社會下老年的照護。“對于70、80后‘上有四老’的獨生子女來說，對老人的照護究竟是讓壯年子女回歸家庭，還是交給專業的機構？這可能是我們社會在未來幾十年都會面臨的突出問題，希望有更健全的社區照護，才能解放青壯年，讓他們去實現職業夢想。”
“第二，對于90后、00后更為年輕的一代來說，他們面臨的更多的困境是如何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而不是那種把自己身心都搭進去的職業。因此要創造更加開放、多元的工作機會，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在社會上發揮他們的價值。”她認為，在中國社會老齡化的背景下，“勞動力短缺”也是我們即將面對的問題，如果很多人都退出工作場域回歸家庭，對整個社會的運行來說究竟是好是壞，也值得商榷。“希望更多適齡的年輕人可以投入到職場中發揮個人價值，也為社會更好地做貢獻。”
